在8月15日召开的一次垃圾减量分类人大代表座谈会上,市城管部门负责人透露,深圳拟立法推行垃圾处理费“随袋征收”,以此推动垃圾分类回收和减量。罗惠军认为,现阶段智能设备所做的正向激励,可以慢慢培养居民分类投放的习惯。
近日,晶报刊发的《深圳垃圾分类回收何以步履维艰?》就垃圾分类存在的问题,罗列了人大代表和有关部门的意见,引发再生资源行业热议。近年,环保行动在社区遍地开花,不少社区摆放了政府设置的分类垃圾桶;环保公司的智能设备也颇受欢迎。然而,部分分类项目在社区短时间运营后却无奈退出。深圳垃圾分类回收背后的困难在哪?近日,晶报记者走访社区,专访企业和循环经济专家一探究竟。
“积分奖励”回收项目
曾叫好却不叫座
家住南山的市民韩女士近期发现,小区里出现了一台智能塑料瓶回收机。7月29日,她抱着试一试的心态使用了一下,发现这台机器还能“赚钱”!
这台机器专门回收塑料瓶,2L以下的都能投放。第一次,韩女士带了3个塑料瓶去投放,按照操作提示关注了该公司的公众号后用手机号码注册了账号。然后依次投入了3个饮料瓶,屏幕显示选择“捐赠”或“返利”。韩女士选择“返利”后就在微信上收到了返利成功提醒,共0.15元。她最后选择了提现,一分钟后,钱款自动到账微信零钱包。
8月2日,韩女士又收集了家中20个塑料饮料瓶。这一次,她又获利1元钱。屏幕上还显示了她所投的瓶子是深圳第56023937个瓶子,和上次的数量相比,多了43895个。这也意味着,不到一周时间内,深圳人向这家回收公司投放了4万多个塑料瓶。
事实上,这样的生活垃圾分类设备出现在小区里已经不新鲜。韩女士告诉记者,2015年,她所在的小区就曾进驻过一家废品回收环保公司。工作人员每周会来小区进行一次集中收集,居民送去的废品会按量兑换成积分。积分再兑换洗衣粉、餐巾、洗洁精等日用品。但该项目只做了一年多便退出社区了,韩女士至今不明白其中原因。
智能设备可正向激励
居民分类投放垃圾
为探析其缘由,记者听取了业内人士的看法。专做生活垃圾分类设备的深圳市粤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罗惠军告诉记者,现阶段智能设备所做的“积分激励”尚在尝试阶段,智能设备企业在进入社区时也遇到了一些阻力。“比如说,一旦和市里的分类项目有正面冲突,我们就必须让路。例如市里要求社区放置普通的分类垃圾桶,如果社区场地较小,智能设备就要给普通设备让路,这就给我们带来很多不必要的成本,也是现在进社区的难点所在。”罗惠军说。
罗惠军表示,政府目前正在推动的垃圾强制分类政策更有利于分类投放,且能给企业降低成本。但他也认为,目前的强制分类,还处在宣传和培训阶段,居民的参与度不高,法律法规还没到可以严格执行的时候。
在8月15日召开的一次垃圾减量分类人大代表座谈会上,市城管部门负责人透露,深圳拟立法推行垃圾处理费“随袋征收”,以此推动垃圾分类和减量。这意味着,市民未来可能要为扔垃圾付费。
罗惠军认为,现阶段智能设备所做的正向激励,可以慢慢培养居民分类投放的习惯。而在未来,设备还可以为政府强制分类、“随袋征收”提供技术和数据支持。“比如,谁乱投放了,设备可以采集数据给政府;还可以逆向收费,即对非再生资源,需要政府花钱处理的生活垃圾,我们可以代为政府收费。”
垃圾分类
强制与激励可以并存
目前,罗惠军的项目采用的是“强制+激励”的模式,即政府做强制与公司做激励相结合。“有数据显示有‘激励’和没‘激励’的小区,垃圾分类的数据是完全不同的。”
此外,他认为,智能分类的科学性是,各小区各类垃圾投放量可以精准测量。塑料、金属、玻璃、有害垃圾,每天的产生量都能精准采集。“不像目前有的做普通分类的小区做的垃圾分类的台账,靠闭门造车估算。有了智能设备的测算,就能为后期的垃圾减量工作提供可靠依据。”
记者走访发现,即便许多社区都设置了分类垃圾桶,但只要还保留有普通混收的垃圾桶,多数居民投放垃圾时仍不会分类。对此,市城管局负责人称,今年上半年推出的垃圾分类2.0版本正在试点将楼层和地下室全部的垃圾投放设施撤掉,只在1楼或架空层设置分类投放点,并于4月开始试点3.0版本,发动志愿者每天傍晚7点-9点在分类点引导分类,希望藉此倡导居民从源头上分得清分得细。未来4.0版本还将在投放点配置无线监控设施进行现场识别,也会不定期开展执法行动,并用“随袋征收”的方式激励居民参与。
市住建局物业监管处副处长瞿能友也认为,垃圾分类除了宣传、督导、处罚,还应加上激励,对于分类分得好的居民给予奖励,做不好的给予处罚,老百姓的积极性就会不一样。
罗惠军认为,部分分类企业自身也存在问题,目前倒闭的几家分类企业多是因采取了互联网预约上门回收的模式导致的,人力成本高、回收的资源少。而采用固定回收点模式的企业都比较稳健;另外,帮政府作服务的企业缺少补贴也是个原因,他们需要回收低价值的资源,如玻璃,没有补贴运营也会很吃力。
观点
循环经济专家:
垃圾分类应纳入国家顶层设计
为解决市民和业内的困惑,晶报记者就此话题也咨询了中国循环经济协会垃圾资源化专委会副秘书长、深圳市英尔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海涛。他认为,垃圾分类变革需要政府做好顶层设计。
李海涛认为,顶层设计要从“三全、五制、四流”三方面去把握。“三全”指的是全主体、全流程、全品种。政府、企业、公益组织、居民都应有行动以承担社会责任,并且有制度约束。政策设计要打通前端回收和后端收运及处理。再生资源企业也不能只挑价值高的资源回收,对于低价值的垃圾,政府应给予回收补贴。
“五制”即五个制度:一是垃圾减量补贴政策。他介绍:“目前低价值的垃圾得不到重视,像有毒有害、受污染的、厨余及大件垃圾实际占总量的60%-80%。减量补贴政策跟不上就解决不了全品种问题。”二是场地配套政策要跟上。他表示,政府应协调环境与地价,向发改委项目申请土地作为大型分拣基地,或循环利用基地。三是政府要落实生产责任延伸制,向环境污染企业收取处理回收基金,筹建再生行业物流体系,扶持企业的生产、运输。四是制定特许经营权制度。可以特许几家企业集中物流,将成本降到最低,则能使企业规模和边际利润最大化,保障其获取资源的能力和权利。另外,还有绿色采购制度。政府应补贴绿色采购产业,让再生产品有市场、有销路。“目前,用建筑垃圾制作的行道砖、用废玻璃做的保温材料都渐趋成熟,政府应大力扶持对这类材料的采购。”
李海涛还认为,垃圾分类管理还要从物质流、价值流、信息流、环境流“四流”展开。要在垃圾生产、回收再利用、销售的全程管理;且垃圾分类的每个流动环节都要增值、赚钱,他认为再生资源企业做不下去很大程度是价值流环节出了问题,越做越亏,把本应政府承担的责任背在身上,场地、物流成本增高。要用回收基金补贴企业,才能使价值持续正向流转。再次,政府部门要对大到再生资源行业总报表,小到每个社区垃圾产生数据、流向数据进行监控,提高效率。最后是从环境流上要求企业,不能以牺牲环境为成本处理危废垃圾。
归根结底,他认为,再生资源企业的可持续经营,离不开自身盈利模式的完善和有关部门配套政策的健全和连续,以及完善顶层设计。